终于,我们还是回到了打车难的时代
最近不少城市都出现了打车难的现象。通过叫车软件,要么叫不到车,要么有高额溢价,叫出租车则普遍需要加价。有人把这种状况归咎于互联网平台,称“让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纵容了司机故意等待乘客提高价格。 这种说法,让人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私人经营的肉店、蔬菜店,是资本家,会不顾一切的赚取利润,会把价格提得很高。实际上,这个情况没有发生,私人经营反而提供了比国营肉店、菜场更丰富的产品与更低的价格。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市场中有竞争,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商家,都不可能任性的提高价格。 再来看出租车司机的情况。乘客发出一个单子后,附近的司机都能收到这个单子。司机不愿意接,等待顾客加价,这个行为与市场上的小贩提出一个更高的价格一样,面临其他人的竞争,单子就可能被其他愿意接的司机抢走。唯一能达成这个情况的就是共谋,但是,众多司机,分散在街道上,也不可能每一个单子都商量,更无强制,无法达成共谋。 不过,如果单子多了,司机的确会挑远的单子,挑加价的单子,这就出现打车难,加价。至于专车、快车,是系统指派订单,司机无法选择加价,当然,基于供需情况,系统也会给出一个加价幅度。所以,导致这个局面的最大原因,是春节期间的供求情况。 春节期间,运力供给减少。打车平台上接单的司机,春节前回乡探亲了。以北京为例,春运开始后,北京在线的司机数量一直在下降,与1月10日之前相比下降了近25%。 除了数量的整体减少,还有区域性问题。春节期间,会有较多的来往机场、火车站的业务。以上海为例,有数据表明,上海出租车每笔业务的平均运距,已经比平日增加了800—900米。这就是由于来往机场、火车站的长距离业务变多了,与此对应的是,市区的出租车密度下降,供给减少。 对于引发此次舆论的上海,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有来自出租车企业的消息称,春节前又有一批合同到期的驾驶员,不再续约。上海某出租车公司闲置的出租车,同比翻了约一番。以此推断,全上海出租车大约减少3000辆,对上海出租车的供需结构有较大影响。 在供给减少的同时,春运期间,需求却增加了。 春运中人们带着行李,都会更多的使用出租车与网约车。今年春节又是近5年来最早的,春运中学生流、务工流相互叠加。再加上过年期间,人们消费意愿更强,都会更频繁的打车。以北京为例,滴滴平台的订单需求一直在往上走,且增幅达到30%。 司机回家早,运力下降,且都去跑机场单子,与此同时,乘客出行需求却大大增加了,供需此消彼长,司机自然会挑单子,一些人就会觉得打车变难了。 客观的说,春节期间的供求变化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其实,春节供应变少、涨价,早已经是一个大众习惯的经济现象了。稍微留意一下新闻,就不难发现,春节期间,猪肉、蔬菜都出现了涨价。一些服务行业,如快递、家政、理发、洗车甚至完全停摆,淘宝很多商家也会停止接单。一些商家即使坚持经营,也会不同程度的提价,上海洗车甚至涨到80元。显然,这不能抱怨淘宝,也不能抱怨商家,毕竟辛苦一年,大家都要过年。坚持提供服务的商家涨价,理性的说,是基本的供需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自发的调整价格。从情感上讲,他们牺牲了自己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用更高的价格来补偿是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接受猪肉涨价、蔬菜涨价、飞机票涨价,接受火车票难买,车难洗,但打车难、涨价,就要责怪网络约平台,叫着要“回到过去”呢?一部分原因恰好因为是网约车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打车已经容易了,一旦出现季节性高峰,情况变差,人们就不再接受,开始抱怨。不过,这种抱怨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网约车新政。 前段时间,各地纷纷出台并生效了网约车新政,不少地方都要求从事专车运营,必须是本地户籍、本地车牌。随着相关执法的开展,那些外地户籍的专车司机、外省市车牌的专车,只能退出市场,网约车供给必然会大幅减少。据推测,上海等一线城市对车辆、司机门槛的规定,会让司机群体减少70%以上。以上海为例,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一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户籍。与之对比的是,网约车政策最宽松的深圳,春节期间的打车难现象最少。 这种供给减少是持续性的。其恶果在很多城市也体现出来,上月圣诞节的时候,菲利宾交通部声称,他们收到多宗关于优步涨价的投诉。优步的回应是,正值节日,乘客的出行需求十分旺盛,我们很乐意为他们服务。但是,由于菲律宾政府同样对网约车百般刁难,造成供给严重不足,所以才造成价格上涨,成交量大幅下降,民众出行更不方便。 所以,某种程度上,春节期间的暂时性现象就是未来新政的预演。 更离奇的是,打车难、打车贵,不是网约车新政的一个副作用,而本身就是网约车新政的目标。虽然政府部门一直强调“互联网+”,呼吁出租车与新业态的融合,但围绕网约车的政策设定,却明明白白地说了:网约车要差异化、区隔经营、车型要更好。这必然意味着价格更高,打车更难,城市出行必然回到那个谁也不愿意回到的过去。 (编辑:ASP站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