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谁又不是外省青年？(2)

姚晨说，至今仍然常常有“惊起一身油”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来自幻想成为舞蹈家的年轻时代、在学校剧目中出演大青衣的时刻、被人跟踪偷拍的时刻，1993 年以来，从来到北京开始，似乎辉煌又黯淡下去的起起伏伏，会让人担心，也许某个时候，镜子会再次照过来。

故乡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1993 年，也是贾樟柯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读文学系的时刻。而他回顾自己故乡的次数，也许比罗振宇和姚晨都要多。

他和汾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影坛崭露头角，是从“故乡三部曲”开始：在《任逍遥》《小武》《站台》里，作为背景的汾阳就是一个重要角色，操着方言的人们诉说着普世的情感。到了欧洲影展的时候，贾樟柯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把他的体验与汾阳连在一起：“北京是更大的汾阳，巴黎是更大的北京。”

许知远谈到贾樟柯，认为贾樟柯是让人羡慕的。“那些县城的个人故事、感伤时刻、无所事事、光荣与梦想，滋养了他，令他足以坦然面对任何新变化。……他诚实地带着他的县城经验，从容地进入了世界。”

拍电影二十年来，贾樟柯越来越想回到汾阳生活，回到当年的街道，和小伙伴们一起晚上去看电影，或者到县城去看演出。他谈起一个故乡的朋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沉迷香港电影，从电影中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够准确地画出一张香港地图，标出港岛、油尖旺、九龙——黑帮电影中出现过的地点。等到贾樟柯到了香港，发现位置都准确。他说，总想把这个朋友拍进电影里——直到现在，故乡仍然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他不是一个焦虑的外省青年。事实上，站在汾阳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发展得太慢了。

▲贾樟柯带许知远去了汾阳

在拍摄《三峡好人》的时候，他对于阶层固化有了第一手的感受。深入长江流域之后，人们的生活似乎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不带来改变，而是从长江打工，变成到东莞打工。到了奉节老城，满城都在放烟花，剧组的人都误以为是要欢迎他们，一问才知道，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生日的庆祝节目。而在奉节的普通人家，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的，只有“一个竹椅子，一些塑料袋，全部的家底”，贾樟柯就这样描述他的见闻。

自从拍戏以来，贾樟柯也会遇到来自观众的质疑。让他感到失落的不是质疑本身，而是这些质疑在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变化。

他总结了自己最常遇到的三种质疑：一是他的作品题材讨好西方人；二是他的电影不赚钱，是脱离大众的文艺电影；三就是他在近年来，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操作，例如接拍大量广告，又会有人感觉到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导演。采访他的 90 后记者，请他回应的仍然是这些问题，人们的思想仿佛不再改变了。

于是，他在戛纳领奖的时候，做过这样的发言：

“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成为外省青年。

也许为了某种理想的生活，而迁徙到陌生的城市，又或者，在想要安于现状的时候，被时代巨变而击打成一个异乡人。而生存，就是与这种长期的异乡感、不安全感博弈，有些人想要向前奔跑，把不安全感甩在身后，也有人把不安全感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怀疑当中生活，也获得更多自我提升，又或者，有人成为不安全感的旁观者，尝试去理解，时代的种种焦虑的来源。

这样的不安全感，也许也来源于我们身处的国家，它被某种物质生活高度成长的焦虑裹挟：这个国家突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需要与新的规则博弈，又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那是一种被突然抛入新环境的外省人心态——迷茫、无奈、被迫做出选择。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读来仍然真实，因为我们熟悉时代剧变的剧本，也熟悉那种一直没有改变的、生活在异乡的巨大不安全感。

（以上个人经历，均整理自《偏见》一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dandureading）。

（编辑：ASP站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