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的虚实，华为的进退(4)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会长欧玉琳（Erin Ennis）是辩手之一。她认为，在西方世界，华为有着很严重的透明度和信任问题，以及产品安全问题。如果它想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企业，它必须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让世界听到其改变的声音。

“透明化”，这是危机发生后，华为在全球发力的重点。不过，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场，对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具有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

今年4月24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信任华为，连续十几年来都在打击华为。这次要发声，原因在于“它（美国）用法律的方式来打击华为，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如果不澄清，会让世界的误解更深”。

此后，任正非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受数家中外媒体采访，华为的一些此前并未开放的重点实验室和研究院，也开始向中外产业人士开放。

一位来自美国精英阶层的现场听众对《财经》记者说，这场辩论是美国舆论场的缩小版，针对华为随意断言很容易得到，但延展到更具体理性的内容，在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中，沉默中下沉，几乎听不见。

欧洲舆论场较美国更有改观，这得益于近年来华为电信设备和手机在欧洲从弱到强，从做大市场到做强品牌的迭代成果。

时任华为西欧地区部总裁彭博去年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在华为所有的海外市场中，因为文化优越感，欧洲的本地化是最难的。2007年，他刚到欧洲，每天都要被自己的本地员工下属挑战，“他们不认可华为，也不认可华为的方式”。

前些年，华为的一个办法是尽可能找到那些契合华为价值观的本地精英，并且赋权。目前，华为西欧团队的骨干都是当地人。华为西欧终端团队从2016年的不到200人增长到了现在的600多人，超过一半是本地员工。而华为法国的本地化更彻底，总共950人中，80％是本地人。

华为做大了欧洲市场，确实也为欧洲带来了实际的利益。所以，当美国开始对华为施展出一系列组合拳后，欧洲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既不愿意失去美国，也不愿意失去华为（和中国）。对于华为来说，这已经是雪中送炭。

华为的全球舆情监测显示，国际市场上，只有25％的声音是支持和善意的，75％的声音疏离和反对。

在中国，有关于华为事件的正面舆论占据了绝对上风，这一方面源于广大范围的普通人对华为抱有善意，也有中国舆论场对美国政府的既有印象。这带来另一个问题——华为事件很容易与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今年5月，任正非接受中国十余家媒体采访，《财经》记者向任正非提出，目前外界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

任正非在现场回应称：“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这应是华为在全球舆论战线上最担心的一个点。

和政治挂钩，是美国舆论场指责华为最多的一个点。中国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相互打通融合，将华为事件上升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给华为的国际舆论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公司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全球文化认同和舆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配合产品和市场进一步作深的辅助者角色，它确实很重要。在华为，危机的发生，把这条辅助战线，推到了主战场。

华为公司配合舆论战线的另一条战线是法律诉讼和专利博弈。

在今年3月和6月，华为在美国发起了两个杀伤力很强的诉讼，分别起诉美国政府不同部门。

3月6日，华为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起诉书。8位被告分别是美国政府、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美国内政部代理部长戴维·伯恩哈特（现为部长）。

这份起诉书认为，《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该条款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华为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设备。

华为认为，NDAA第889条至少违反了三项宪法规定：

其一，违反剥夺公权法案，单独对华为进行惩罚——将其列入黑名单，损害其声誉，否定其对遵守美国法律的具体承诺，并否认华为可以通过任何程序争取清白并避开制裁。

其二，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华为的商业自由，并拒绝给予华为任何反对指控的法律权利。

其三，违反了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立法三权分立——美国国会裁定华为所谓“有罪”，而不是让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定任何此类指控。

华为因此起诉，要求法院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律师认为，这种针对国家行为的跨国重大诉讼，没有周密的研究和深厚的法律功底很难成功。华为的起诉，抓住美国宪法中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边际，先以程序违法，再行扩大战果，提请法庭审查NDAA法案的具体规定违反宪法。他甚至认为，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很有可能将载入美国史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院院长赵宏瑞教授曾兼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球副总裁、首席法务官（2017年），他认为，这个诉讼挑战，是华为做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回击：“一个企业起诉美国政府违宪，相对罕见。华为恰恰找到这样一个公法色彩、社会价值比较大的角度，利用法律维权。”

该案立案后，5月28日华为提交简易判决动议。华为称，其提出的“合宪性挑战”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该案不存在真正的重大事实争议，希望法庭尽快作出判决。根据美国法院系统显示的信息，针对该动议，法庭将于9月19日举行听证会。

作为被告的美国政府等，并未坐等应诉。7月3日，美国政府提起动议，请求法庭驳回这起诉讼。

华为法务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华为对此案仍然充满信心，华为将于8月14日提交最新的案件说明书，“我们期待将于9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

（编辑：ASP站长网）